大陆民间组织了一场“大陆─台湾寻亲活动”。我们一行已从台湾归来，每个人都带着各家各户的欢喜或哀愁。

    但欢喜或哀愁的程度都是淡淡的，如同冬季清晨稀薄缭绕的雾气，深陷其中，片刻却又无踪。

    时光是所有事物的坟墓，曾经激烈的情感，即使深植于血脉骨髓，也会在生命的传承中逐渐淡去，就像雾气。

    儿时的记忆鲜明而模糊，似乎每日都漫长得如蜿蜒而去的铁路看不到尽头，可仔细回想时，只有某时某刻的一点，会掸去尘土般莫名清晰。

    我带回了一张父亲的照片。照片年代久远，已然泛黄，父亲眉眼模糊，却依旧能感受到他微蹙的眉心传来的亲切。他坐在曾经只有我能够随意进出的书房的椅子上，从照片中看着我。而拿着相机拍下这一幕的人是谁，我也心知肚明。

    原来我的记忆还未消歇。

    从台湾回来后，我去给刘叔叔扫了墓，带着刘恒曦给的照片。这墓是空的，里面只放了几件他穿过的衣服；那墓也很简朴，说白了就是个土包。

    解放后的中国疯了，连带着他也疯了，因为上头说他是特务，说他叛党，因为他曾经和我爸这个跑去台湾的国民党有密切关系，所以他叛党了，应给他严厉的处分。

    可是在某一天的清晨，他消失了。有人说听到了半夜在东陵，他投湖自杀的声音。尸体捞了几天没捞上来，估计是被水里的鱼给吃没了。

    东陵只有一处湖，叫东湖。后来又改名叫龙潭，还立了一块大石头，上面用鲜红的行书写着更改后的名字。

    这湖挺好看的，没事儿我就来湖边转转，享受生活。

    终于等到中国的疯病好了，拨乱反正，给好些人平反。挨到平反的人很少，大都死了，刘叔叔这种不知生死的，也给算死了。

    但墓还是个土包，没啥变化。

    我躲着守陵人，在土包旁边挖了个小坑。我不年轻了，却做着偷偷摸摸的事儿，真不嫌臊得慌。

    于是快手快脚地把照片浅浅地埋了，扑落掉满身土，转身还是受人敬仰的依大夫。

    我是独自来的，骑个自行车晃晃悠悠，一天便过去了。晚上回家吃过晚饭，女儿大了，有自己的心事，我也不说，只因着我也有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。

    入了夜，也睡不大着。外面的月光很亮，便推门出去，颇有些“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”的意思。不过我很可怜，念无与为乐者，也寻不到张怀民。

    幼时这般时候，也是有月亮，也是这般亮。这话说得奇怪，好似从前没有过月亮似的。是因为从前要看的、想看的太多了，只顾着低头，就忽视了天上的月亮吧。

    北市场不知何时开始萧条，到如今早不见曾经的盛况，大观茶园也没了，只留下了光秃秃一片空地。这一回，没了戏台，又或者，戏台变得像空地一样大了。

    穿过北市场，是大北关。

    我沿着街道一路往里走。方向是熟悉的，街道却不熟悉。但是这一代都是平房，那一栋黄色的三层小楼十分乍眼。

    来到院墙外，墙上爬满了爬山虎，零星有几朵小红花，呜呜糟糟一团。院门落了锁，似乎有麻雀在房顶做了窝，有人接近，便伶伶利利地飞出老远，不知落在了哪里。

    四下寂寥无人，唯有月色寥落。

    手脚比之麻雀还要伶俐，爬上墙头纵身一跳，先入眼的是一只树桩。树桩上爬满了绿色的苔藓，盖住了年轮。

    天上落了雨，雨霏霏而濛濛，苔藓湿滑。我顶着雨，头侧耳听了会儿，这树桩曾是一株芭蕉。东北的天气不适合种芭蕉，可她就是活了，一到下雨天，雨打芭蕉，叮叮咚咚的，像迎风的风铃。

    听了有一会儿，我去了小楼门前。门堂延伸出的盖顶为我挡了雨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来，他还是会为我挡雨。

    门没有锁，咯吱一声便开了。想来是偷懒，当初查封的时候，觉着封了院子便好。时间久了，鬼屋、鬼宅的传言甚嚣尘上，更加没有人敢来了。除了我。

    屋子里黑洞洞的，弥漫着灰尘的味道。

    我像一只来自过去的、又在现下回归的幽灵，游荡在房子里。我的记忆还在五十年前，能够清晰地还原出当时的景象。你看，小姑坐在侧首的沙发里头，和妈说话，姑父握着小姑的手，含情脉脉地听她说——大抵是听个半懂的，这个洋鬼子，但他就是爱听。翠珠拿着根绳子逗弄多多，小平蹲着，时不时去抓多多的尾巴。大哥在看书，他总是看书。柳叔在一旁抽着烟，那滋味儿可呛鼻哩！

    还有。

    木质的楼梯似乎被虫蛀了，颤颤巍巍如行将就木的老人，踩在上面须得小心翼翼。他似乎还认得我，这里的每一样东西似乎都还认得我。踩在二楼结实的地面上，我向左看了看，又向右看了看，再回头向楼下看了看。

    楼上更黑了。我打开了手电筒，却只能照得一方明亮。要是屋里头也有一轮明月就好了。

    每一间屋子我都去瞧了瞧，大同小异的布局，除了尘土，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剩下。

    不过还是找到些好东西的。有妈心心念念说丢了的全家福，它躲在爸妈卧室衣柜靠墙的缝隙里，只露出一点尖尖角。那时兵荒马乱，人仰马翻，谁会注意一个缝隙？

    还有多多喜欢的毛线球，已辨不出本来颜色；还有空的可口可乐瓶，巧克力和八珍梅的包装纸，半截口红，和一页写满了日本假名的作业纸。

    还有爸书房的橱窗里，满柜子的酒。

    蓦然间周遭的颜色渐渐褪去，只留下了酒的味道。那味道混合着这栋屋子里曾经鲜活的每一分每一秒，却像过了期的粘耗子，皮甜馅苦。

    我没有进书房，转身把找到的东西各归各位。

    我在屋里待到雨停，然后离开。就像一名普通的过客，只在这处荒凉的驿站歇歇脚，雨停了，便走了，不咎既往。

    我就真的再也没回过。

    这栋小楼挨过了疯狂的十年，在九十年代作为古建筑文物保护了起来，徒有其表地屹立在车水马龙日新月异的繁华街道中，如同在另一个年代沉睡至今，并再也无法醒来。

    与它相伴沉睡的，还有许许多多的，我的亲人。

    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    1950年，我十八岁，在呼兰读高中。考大学之前，老师找到我，说因为我会讲较流利的俄语，所以学校会保送我到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就读，来询问我的意见。

    我是很有几分傲气的，又有与生俱来的大胆，因此不假思索地拒绝了。我没有忘记的我对未来职业的愿景，拒绝的话到现在我还记得：“我要做一名人民的医生！”

    而想做医生的起因，是柳叔说过，我爸身体不好。

    只恨我生得晚。我治不到他了，那我就去治其他人吧。

    邹大爷最支持我，柳爷爷却举棋不定，可他的身体已不大好，我又是家里的第一个女状元，他无法管束我。

    终于，我考中了哈尔滨医科大学。

    五年后，我的弟弟依礼回到了沈阳，他考中了沈阳农学院。

    而这五年里，柳爷爷去世，至死无法落叶归根；邹大爷在五反期间，刑讯致死，我却连尸首都没带回来。

    听说邹大爷最后精神状态极差，审问不出任何东西，只会疯癫大笑，嘴里唱着诗：“......你看我接的好不好？少年事，少年狂，半生赴疆；骤雨浊身又何妨，酒过剑锋芒。平生事，何犹记，登高歌一曲；歌我山河今无恙，国泰民安康......”

    我和依礼给两位长辈戴了三年孝，这似乎是我们唯一能做的。日子更苦了，但勉强过得去，我唯一依仗的只有傲人的成绩，我用这成绩减免了学费和生活费，用这成绩换来了奖学金，确保了我和依礼没有在放假时饿肚子。

    饿肚子呀，日本人在的时候没饿过，国民政府的时候没饿过，现在新社会了，却饿了肚子，什么世道呀！

    要说我们也起过投奔的念头，小叔就混得很好，人在北京，听说做了大官，我一直以为他只会找我爸哭呢。

    但最终没去成，因为我和依礼还在东北上学，倒是大姑来看过我们，她留下一点钱，然后举家去了北京。

    我想小叔接济了大姑家，我们再去，未免自讨没趣。我知道大姑和我家关系不大好，跟小叔好；我们又没了爸，关系终究没有他们两家近。

    我对依礼说：“咱再挺两年，等我分配工作就好了。”

    两年转眼即逝，凭我的成绩，我以为会被分到省医院，没想到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，只被分到了区卫生所。

    落差之大让我有些萎靡不振，我又怨恨起了爸爸，我止不住地想他。

    我想念他宽厚的臂膀，想念他对我的纵容和宠溺，在失去了全部庇护之后，我才懂得我有多爱他。

    我想起我们最后一次友好的交谈，然后他就走了。月亮在他的身上镀了层凉而软的水光，将他的背影神奇地雕塑。就好像走的是他的影子，留下的是他的身体。而事实是，他的身体也走了，留下的，是我印刻在脑海里的幻景。

    他最爱我了，他把他一生的爱，压缩成了十年，一股脑儿给了我，往后就没了。真可惜，我咋就没省着点儿用呢？

    他送我的东西，我都没有留下，唯独一封信，因为做了书签才得以保存。

    那封信寥寥数言，笔迹凌乱，字体仓皇，上面写着——

    亲爱的宁儿：

    相隔咫尺，犹如天涯，千言万语，念念念念。未见你长大，未见你出嫁。为父之作为，只许你坐花轿时，陪嫁你一个安泰的国家。

    我多想告诉他，我愿意一辈子不出嫁，只要他回来。

    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    依礼毕业后，被分配到了喀左县农业局。他文体俱佳，又是个正正经经的大学生，工作热情很高，对大事小事事无巨细地大包大揽，一时风头无量。

    此间半年，他还娶了个老婆，是当地的妇女主任。两人情投意合，自由恋爱，我特地给他们寄去了贺卡和仅有的二十块钱。

    然而婚后不到一个月，一份关于依礼的材料搅乱了喀左农业局的天。

    原来他在上学时，为被打成右\派的同窗好友说了句话，他说：“大家都是人民内部矛盾，哪有那么多反革\命？”

    一句话，他被定为四类右\派，妻子迅速与他划清界限。他被送往卧虎沟林场进行劳动改造，每天上山砍树，还要从山下往山上挑五挑水，却只有两顿苞米荄子吃。

    不过一个月，他便瘦脱了形，免疫力急剧下降，又因为砍树手法生疏，一日不小心被柳条划伤，没有及时医治，导致伤口感染，手臂肿胀，最终酿成高烧，在工作时候倒在地上，昏迷不醒。

    工友们于心不忍，把他放在马车上赶了七十里路来到县医院。与他划清界限的妻子正在县医院药局工作，却至始至终没有露面。

    我年轻的弟弟，不仅没有享受到医院家属的待遇，还因为医生缩手缩脚的治疗，终于在神经狂躁之后，客死他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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